终于，刘文立那张一度丢了的脸，在6年之后完全拣了回来。2001年7月13日，北京申奥成功，极大地调动起北京市民学外语、讲外语的热情。当年10月，刘文立所在的公安系统举行了英语演讲比赛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，他获得了西城区第一名。

　　领导为了让他发挥特长，并起到带领其他民警学习外语的模范作用，在2002年3月把他调到北海公园派出所，负责在外国游人较多的景山公园执勤。而在此之前，为了跟老外练习英语，身着警服的刘文立曾多次冒充这个地段的民警，主动跟老外搭话。

　　现在，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做这一切了。

　　刘文立患有牛皮癣，遇冷容易发作。莲·派克找到他那天，气温零下四五摄氏度。但他还是忍着浑身的不舒服配合拍摄。

　　原因很简单。“既然是宣传北京2008的,那我就干。”他说。

　　我是志愿者，你们不必给钱

　　如果说刘文立所经历的巨大变化，是外部环境变化在他身上的投射。那么，杨景琇和杜大卫此后生活所发生的变化，则多少是一种跟随环境变化的主动选择。

　　北京申奥成功的那个暑假，68岁的老杨正坐在新东方少儿英语培训班教室后排的座位上。教室前排，当老师念banana和apple等水果名称时，由一群来补习英语的学前班孩子指与名称对应的图片。他5岁的孙子也坐在前排，不过有点儿心不在焉，这让老杨很是着急，忍不住自己也跟着念了起来。

　　“我这辈子就只能赶上这一次奥运会了，如果不能参与奥运，会终生遗憾的。”如今已经75岁的老杨，一脸真诚地告诉前来自己家里拍摄的莲·派克。当然，他这个年纪参加奥运项目已绝没可能。他最大的心愿是当一名奥运志愿者。

　　早在2000年年底，老杨就找到三里屯街道办事处，表示自己想学英语。那时，社区里还没有人组织英语培训，领导让他等着。于是，老杨只好以照顾孙子的名义去新东方“陪读”。结果1年陪读下来，孙子因为不爱学也不爱练，口语水平已经跟他这个陪读生不在一个层面上了。

　　也正是在7年前的那个秋天，来华已三年的杜大卫，决定告别兰州大学英语老师的教职，开始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教书生涯。

　　来到北京后的老杜发现，北京街头的路标和商店门牌上的英语标注慢慢多了起来。

　　“中国人在为奥运做准备。”他注意到了这个城市在为未来做改变。不过，当再仔细看时，他忍不住摇头感叹，“北京博物馆和京剧院牌子上的英语特别的不好。”他发现北京不少公共场合里的英语标注“错误太明显”。

　　尽管他的汉语至今说不利索，但这并不妨碍他把发现的错误拍下来，然后把照片洗出来寄给市有关部门。

　　不久，老杜就被聘为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委员会的专家顾问。从此，北京街头有了一个专门给双语标识“挑刺儿”的白胡子老外。

　　“我要帮你们改过来。我是志愿者，你们不必给钱。”当有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时，他告诉对方。

　　老杜还干的一件“不必给钱”的活儿，就是给老杨他们这些老年人当老师。

　　学英语多好啊，挣老外的钱，还可以传播咱中国的文化